第11章 砺 志 (4)
道家说:“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,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。”又说:“国土狭小人民稀少。即使有各种器具,却并不使用,使人民重视死亡而不向远方迁移。虽然有船只车辆,却没有必要去乘坐,虽然有铠甲武器,却没有机会去陈列。使人民回复到结绳记事的时代。人民有美味的饮食,华美的衣服,安适的住所,欢乐的习俗。邻国之间可以互相看得见,鸡鸣狗吠的声音可以互相听得见,人民从生到死,互相不往来。”这些都是按照目前的幸福来说的。按照进化史来考证,人类的精神趋势刚好与之相反。
人口过多虽然从古便被作为借口,但自古以来探险新大陆的人都是出于好奇心,而不是被饥寒所迫。南北极是苦寒之地,未必会有我们生活可以直接利用的资源,然而冒险探访极地的人从未间断过。从手推车到马车,从木筏到船舰,足够解决那些交通问题了,然而却仍注定会发展到出现汽车汽船和自动车,等等。近代以来的飞艇飞机更是成为人们追逐竞争的目标。在这些交通工具发明的初期,必定有很多试验者为之而牺牲,却不会因为自身来不及利用它们而后悔。文学家、美术家最卓越的著作,有的在死后才开始被世人崇拜,却不会因为自己生前得不到信服而放弃创作。由此可知:为将来而牺牲现在,又是人类的一个共性。
人类发展早期,耕种粮食,凿井饮水,谋生的工作非常繁重,没有空闲时间进行较高层次的思想活动。到了机械设备发明以后,交通迅捷,生活工具日趋便利。按照这样发展下去,总有粮食像水、火一样充足的一天,人类再不用为温饱问题所拖累,因而能够专心致力于精神的修养。现在虽然还没有到那一天,但是嗜好纯粹理论的学科、高尚典雅的美术的人已经如饥似渴,这就是将来这些精神追求将得到普及的征兆。科学,是用来克服现象世界的障碍,引导人达到光明的。美术,是用来描绘本体世界的现象,从而唤醒人的觉性的。人类精神的趋向既然与此接近,那么它所能达到的地方就大致可知了。
然而,进化史告诉我们:人类的义务,为大众不为小我,为将来不为现在,为精神愉快不为躯体享受,这些已经非常明显了。然而世上误读进化史的人,却以为人类的大目标不外乎是自身与种姓的生存,因此便以强者的权利作为最高道德标准。假使人类真的以自身的生存作为最大目标,那么就将如神仙家们所主张的那样,又与种姓有什么关系呢?如果说人类就是以繁衍自身种姓为最终目标,那么就必然以保持其单纯的种姓为头等大事,而同姓结婚,其后代不兴旺,古今的开明民族,往往混有几支不同的血统。这两者究竟哪个是最根本的目标呢?孔子曰:“生无所息。”庄子曰:“造物劳我以生。”诸葛孔明曰:“鞠躬尽瘁,直到死才停止。”这是我们自身要生存下去的原因。
北山愚公曰:“即使我死了,我还有儿子,我的儿子又生孙子,孙子又有儿子,子子孙孙没有穷尽。而山不增高,怎么会铲不平呢?”这是种姓之所以要生存下去的原因。人类因为在世界上有当尽的义务,不得不让自身生存下去。又由于这个义务不是几十年寿命就能完成的,所以不得不谋求种姓的生存繁衍。为了让自身至种姓生存下去,不能不需要维持生命的物资,于是有了吸收的权利。又或者我们之所以尽义务的身体至种姓,以及用以维持生存的各种资源,无端受到外界的侵害,将要因此失去自身尽义务的自由,于是有了抵抗的权利。这正反两方面的权利,都是由义务而演化出来的。现在如果说我们无所谓有无义务,而权利却可以无限,这就像同舟共济,不同心合力就不能够到达彼岸,可强有力的人在行进中多事,抢了他人的船桨据为己有,岂不是本末倒置吗?
过去有哲人达到了大目标的境地,而对于其他无数小目标又衡量它们距离大目标的远近,来作为判断其大小的差别。通常来说,大小目标是并行不悖的。孔子说:“自己要立足,也要让别人能立足,自己要事事通达,也要使别人事事通达。”孟子说,自己喜爱音乐、财货、女人,就应与别人一道也让百姓可以欣赏音乐、拥有财货、嫁女娶妻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对于目标的变化,废弃小的来彰显大的。尧知道儿子丹朱缺乏才能,不足以将天下托付给他。
托付给舜则天下得利而丹朱利益受损,托付给丹朱则天下利益受损而丹朱得利,尧最终没有损害天下的利益而让一人得利,将天下托付给了舜。禹治理洪水,十年没有回家。孔子曰:“仁人志士,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,只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。”墨子从头到脚都磨破,只要有利于天下的事就去做。孟子说:“生命与大义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时候,舍弃生命而保留大义。”范仲淹说:“革除一名不称职的官员,会令其一家人受损害,但这种损害远小过让其管辖的一个地区的百姓受害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遵循这个道理进行下去,所谓的人生才开始合乎世界进化的规律,才有真正的价值。否则,像庄子所说的,人的身体不过是天地所委托附于的形体,即委形,人的子孙不过是天地委托附于的蜕变,即委蜕,又有什么值得选择的呢!
此篇是蔡元培第二次赴德留学时所作,刊载于1912年冬巴黎出版的《民德杂志》创刊号,1913年4月又转载于《东方杂志》第9卷第10号。
原文
习惯
习惯者,第二之天性也。其感化性格之力,犹朋友之于人也。人心随时而动,应物而移,执毫而思书,操缦而欲弹,凡人皆然,而在血气未定之时为尤甚。其于平日亲炙之事物,不知不觉,浸润其精神,而与之为至密之关系,所谓习与性成者也。故习惯之不可不慎,与朋友同。
江河成于涓流,习惯成于细故,昔北美洲有一罪人,临刑慨然曰:吾所以罹兹罪者,由少时每日不能决然早起故耳。夫早起与否,小事也,而此之不决,养成因循苟且之习,则一切去恶从善之事,其不决也犹是,是其所以陷于刑戮也。是故事不在小,苟其反复数四,养成习惯,则其影响至大,其于善否之间,乌可以不慎乎?第使平日注意于善否之界,而养成其去彼就此之习惯,则将不待勉强,而自进于道德。道德之本,固不在高远而在卑近也。自洒扫应对进退,以及其他一事一物一动一静之间,无非道德之所在。彼夫道德之标目,曰正义,曰勇往,曰勤勉,曰忍耐,要皆不外乎习惯耳。
礼仪者,交际之要,而大有造就习惯之力。夫心能正体,体亦能制心。是以平日端容貌,正颜色,顺辞气,则妄念无自而萌,而言行之忠信笃敬,有不期然而然者。孔子对颜渊之问仁,而告以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由礼而正心,诚圣人之微旨也。彼昧者,动以礼仪为虚饰,袒裼披猖,号为率真,而不知威仪之不摄,心亦随之而化,渐摩既久,则放僻邪侈,不可收拾,不亦谬乎。
选自《中学生修身教科书》蔡元培
勤勉
勤勉者,良习惯之一也。凡人所免之事,不能一致,要在各因其地位境遇,而尽力于其职分,是亦为涵养德性者所不可缺也。凡勤勉职业,则习于顺应之道,与节制之义,要精细寻耐诸德,亦相因而来。盖人性之受害,莫甚于怠惰。怠惰者,众恶之母。古人称小人闲居为不善,盖以此也。不唯小人也,虽在善人,苟其饱食终日,无所事事,则必由佚乐而流于游惰。于是鄙猥之情,邪僻之念,乘间窃发,驯致滋蔓而难图矣。此学者所当戒也。
人之一生,凡德性才能功业名誉财产,及其他一切幸福,未有不勤勉而可坐致者。人生之价值,视其事业而不在年寿。尝有年登期耋,而悉在醉生梦死之中,人皆忘其为寿。亦有中年丧逝,而树立卓然,人转忘其为夭者。是即勤勉与不勤勉之别也。夫桃梨李栗,不去其皮,不得食其实。不勤勉者,虽小利亦无自而得。自昔成大业、享盛名,孰非有过人之勤力者乎?世非无以积瘁丧其身者,然较之汩没于佚乐者,仅十之一二耳。勤勉之效,盖可睹矣。
选自《中学生修身教科书》蔡元培
勇敢
勇敢者,所以使人耐艰难者也。人生学业,无一可以轻易得之者。当艰难之境而不屈不沮,必达而后已,则勇敢之效也。
所谓勇敢者,非体力之谓也。如以体力,则牛马且胜于人。人之勇敢,必其含智德之原质者,恒于其完本务彰真理之时见之。曾子曰: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是则勇敢之本义也。
求之历史,自昔社会人文之进步,得力于勇敢者为多,盖其事或为豪强所把持,或为流俗所习惯,非排万难而力支之,则不能有为。故当其冲者,非不屈权势之道德家,则必不徇嬖幸之爱国家,非不阿世论之思想家,则必不溺私欲之事业家。其人率皆发强刚毅,不戁不悚。其所见为善为真者,虽遇何等艰难,决不为之气沮。不观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乎?彼所持哲理,举世非之而不顾,被异端左道之名而不惜,至仰毒以死而不改其操,至今伟之。又不观意大利硕学百里诺及加里沙乎?百氏痛斥当代伪学,遂被焚死。其就戮也,从容顾法吏曰:公等今论余以死,余知公等之恐怖,盖有甚于余者。加氏始倡地动说,当时教会怒其戾教旨,下之狱,而加氏不为之屈。是皆学者所传为美谈者也。若而人者,非特学识过人,其殉于所信而百折不回。诚有足多者,虽其身穷死于缧绁之中,而声名洋溢,传之百世而不衰,岂与夫屈节回志,忽理义而徇流俗者,同日而语哉?
人之生也,有顺境,即不能无逆境。逆境之中,跋前疐后,进退维谷,非以勇敢之气持之,无由转祸而为福,变险而为夷也。且勇敢亦非待逆境而始著,当平和无事之时,亦能表见而有余。如壹于职业,安于本分,不诱惑于外界之非违,皆是也。
人之染恶德而招祸害者,恒由于不果断。知其当为也,而不敢为;知其不可不为也,而亦不敢为,诱于名利而丧其是非之心,皆不能果断之咎也。至乃虚炫才学,矫饰德行,以欺世而凌人,则又由其无安于本分之勇,而入此歧途耳。
勇敢之最著者为独立。独立者,自尽其职而不倚赖于人是也。人之立于地也,恃己之足,其立于世也亦然。以己之心思虑之,以己之意志行之,以己之资力营养之,必如是而后为独立,亦必如是而后得谓之人也。夫独立,非离群索居之谓。人之生也,集而为家族,为社会,为国家,乌能不互相扶持,互相挹注,以共图团体之幸福。而要其交互关系之中,自一人之方面言之,各尽其对于团体之责任,不失其为独立也。独立亦非矫情立异之谓。不问其事之曲直利害,而一切拂人之性以为快,是顽冥耳。与夫不问曲直利害,而一切徇人意以为之者奚择焉。唯不存成见,而以其良知为衡,理义所在,虽刍荛之言,犹虚己而纳之,否则虽王公之命令,贤哲之绪论,亦拒之而不惮,是之谓真独立。
独立之要有三:一曰自存;二曰自信;三曰自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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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过多虽然从古便被作为借口,但自古以来探险新大陆的人都是出于好奇心,而不是被饥寒所迫。南北极是苦寒之地,未必会有我们生活可以直接利用的资源,然而冒险探访极地的人从未间断过。从手推车到马车,从木筏到船舰,足够解决那些交通问题了,然而却仍注定会发展到出现汽车汽船和自动车,等等。近代以来的飞艇飞机更是成为人们追逐竞争的目标。在这些交通工具发明的初期,必定有很多试验者为之而牺牲,却不会因为自身来不及利用它们而后悔。文学家、美术家最卓越的著作,有的在死后才开始被世人崇拜,却不会因为自己生前得不到信服而放弃创作。由此可知:为将来而牺牲现在,又是人类的一个共性。
人类发展早期,耕种粮食,凿井饮水,谋生的工作非常繁重,没有空闲时间进行较高层次的思想活动。到了机械设备发明以后,交通迅捷,生活工具日趋便利。按照这样发展下去,总有粮食像水、火一样充足的一天,人类再不用为温饱问题所拖累,因而能够专心致力于精神的修养。现在虽然还没有到那一天,但是嗜好纯粹理论的学科、高尚典雅的美术的人已经如饥似渴,这就是将来这些精神追求将得到普及的征兆。科学,是用来克服现象世界的障碍,引导人达到光明的。美术,是用来描绘本体世界的现象,从而唤醒人的觉性的。人类精神的趋向既然与此接近,那么它所能达到的地方就大致可知了。
然而,进化史告诉我们:人类的义务,为大众不为小我,为将来不为现在,为精神愉快不为躯体享受,这些已经非常明显了。然而世上误读进化史的人,却以为人类的大目标不外乎是自身与种姓的生存,因此便以强者的权利作为最高道德标准。假使人类真的以自身的生存作为最大目标,那么就将如神仙家们所主张的那样,又与种姓有什么关系呢?如果说人类就是以繁衍自身种姓为最终目标,那么就必然以保持其单纯的种姓为头等大事,而同姓结婚,其后代不兴旺,古今的开明民族,往往混有几支不同的血统。这两者究竟哪个是最根本的目标呢?孔子曰:“生无所息。”庄子曰:“造物劳我以生。”诸葛孔明曰:“鞠躬尽瘁,直到死才停止。”这是我们自身要生存下去的原因。
北山愚公曰:“即使我死了,我还有儿子,我的儿子又生孙子,孙子又有儿子,子子孙孙没有穷尽。而山不增高,怎么会铲不平呢?”这是种姓之所以要生存下去的原因。人类因为在世界上有当尽的义务,不得不让自身生存下去。又由于这个义务不是几十年寿命就能完成的,所以不得不谋求种姓的生存繁衍。为了让自身至种姓生存下去,不能不需要维持生命的物资,于是有了吸收的权利。又或者我们之所以尽义务的身体至种姓,以及用以维持生存的各种资源,无端受到外界的侵害,将要因此失去自身尽义务的自由,于是有了抵抗的权利。这正反两方面的权利,都是由义务而演化出来的。现在如果说我们无所谓有无义务,而权利却可以无限,这就像同舟共济,不同心合力就不能够到达彼岸,可强有力的人在行进中多事,抢了他人的船桨据为己有,岂不是本末倒置吗?
过去有哲人达到了大目标的境地,而对于其他无数小目标又衡量它们距离大目标的远近,来作为判断其大小的差别。通常来说,大小目标是并行不悖的。孔子说:“自己要立足,也要让别人能立足,自己要事事通达,也要使别人事事通达。”孟子说,自己喜爱音乐、财货、女人,就应与别人一道也让百姓可以欣赏音乐、拥有财货、嫁女娶妻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对于目标的变化,废弃小的来彰显大的。尧知道儿子丹朱缺乏才能,不足以将天下托付给他。
托付给舜则天下得利而丹朱利益受损,托付给丹朱则天下利益受损而丹朱得利,尧最终没有损害天下的利益而让一人得利,将天下托付给了舜。禹治理洪水,十年没有回家。孔子曰:“仁人志士,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,只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。”墨子从头到脚都磨破,只要有利于天下的事就去做。孟子说:“生命与大义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时候,舍弃生命而保留大义。”范仲淹说:“革除一名不称职的官员,会令其一家人受损害,但这种损害远小过让其管辖的一个地区的百姓受害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遵循这个道理进行下去,所谓的人生才开始合乎世界进化的规律,才有真正的价值。否则,像庄子所说的,人的身体不过是天地所委托附于的形体,即委形,人的子孙不过是天地委托附于的蜕变,即委蜕,又有什么值得选择的呢!
此篇是蔡元培第二次赴德留学时所作,刊载于1912年冬巴黎出版的《民德杂志》创刊号,1913年4月又转载于《东方杂志》第9卷第10号。
原文
习惯
习惯者,第二之天性也。其感化性格之力,犹朋友之于人也。人心随时而动,应物而移,执毫而思书,操缦而欲弹,凡人皆然,而在血气未定之时为尤甚。其于平日亲炙之事物,不知不觉,浸润其精神,而与之为至密之关系,所谓习与性成者也。故习惯之不可不慎,与朋友同。
江河成于涓流,习惯成于细故,昔北美洲有一罪人,临刑慨然曰:吾所以罹兹罪者,由少时每日不能决然早起故耳。夫早起与否,小事也,而此之不决,养成因循苟且之习,则一切去恶从善之事,其不决也犹是,是其所以陷于刑戮也。是故事不在小,苟其反复数四,养成习惯,则其影响至大,其于善否之间,乌可以不慎乎?第使平日注意于善否之界,而养成其去彼就此之习惯,则将不待勉强,而自进于道德。道德之本,固不在高远而在卑近也。自洒扫应对进退,以及其他一事一物一动一静之间,无非道德之所在。彼夫道德之标目,曰正义,曰勇往,曰勤勉,曰忍耐,要皆不外乎习惯耳。
礼仪者,交际之要,而大有造就习惯之力。夫心能正体,体亦能制心。是以平日端容貌,正颜色,顺辞气,则妄念无自而萌,而言行之忠信笃敬,有不期然而然者。孔子对颜渊之问仁,而告以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由礼而正心,诚圣人之微旨也。彼昧者,动以礼仪为虚饰,袒裼披猖,号为率真,而不知威仪之不摄,心亦随之而化,渐摩既久,则放僻邪侈,不可收拾,不亦谬乎。
选自《中学生修身教科书》蔡元培
勤勉
勤勉者,良习惯之一也。凡人所免之事,不能一致,要在各因其地位境遇,而尽力于其职分,是亦为涵养德性者所不可缺也。凡勤勉职业,则习于顺应之道,与节制之义,要精细寻耐诸德,亦相因而来。盖人性之受害,莫甚于怠惰。怠惰者,众恶之母。古人称小人闲居为不善,盖以此也。不唯小人也,虽在善人,苟其饱食终日,无所事事,则必由佚乐而流于游惰。于是鄙猥之情,邪僻之念,乘间窃发,驯致滋蔓而难图矣。此学者所当戒也。
人之一生,凡德性才能功业名誉财产,及其他一切幸福,未有不勤勉而可坐致者。人生之价值,视其事业而不在年寿。尝有年登期耋,而悉在醉生梦死之中,人皆忘其为寿。亦有中年丧逝,而树立卓然,人转忘其为夭者。是即勤勉与不勤勉之别也。夫桃梨李栗,不去其皮,不得食其实。不勤勉者,虽小利亦无自而得。自昔成大业、享盛名,孰非有过人之勤力者乎?世非无以积瘁丧其身者,然较之汩没于佚乐者,仅十之一二耳。勤勉之效,盖可睹矣。
选自《中学生修身教科书》蔡元培
勇敢
勇敢者,所以使人耐艰难者也。人生学业,无一可以轻易得之者。当艰难之境而不屈不沮,必达而后已,则勇敢之效也。
所谓勇敢者,非体力之谓也。如以体力,则牛马且胜于人。人之勇敢,必其含智德之原质者,恒于其完本务彰真理之时见之。曾子曰: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是则勇敢之本义也。
求之历史,自昔社会人文之进步,得力于勇敢者为多,盖其事或为豪强所把持,或为流俗所习惯,非排万难而力支之,则不能有为。故当其冲者,非不屈权势之道德家,则必不徇嬖幸之爱国家,非不阿世论之思想家,则必不溺私欲之事业家。其人率皆发强刚毅,不戁不悚。其所见为善为真者,虽遇何等艰难,决不为之气沮。不观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乎?彼所持哲理,举世非之而不顾,被异端左道之名而不惜,至仰毒以死而不改其操,至今伟之。又不观意大利硕学百里诺及加里沙乎?百氏痛斥当代伪学,遂被焚死。其就戮也,从容顾法吏曰:公等今论余以死,余知公等之恐怖,盖有甚于余者。加氏始倡地动说,当时教会怒其戾教旨,下之狱,而加氏不为之屈。是皆学者所传为美谈者也。若而人者,非特学识过人,其殉于所信而百折不回。诚有足多者,虽其身穷死于缧绁之中,而声名洋溢,传之百世而不衰,岂与夫屈节回志,忽理义而徇流俗者,同日而语哉?
人之生也,有顺境,即不能无逆境。逆境之中,跋前疐后,进退维谷,非以勇敢之气持之,无由转祸而为福,变险而为夷也。且勇敢亦非待逆境而始著,当平和无事之时,亦能表见而有余。如壹于职业,安于本分,不诱惑于外界之非违,皆是也。
人之染恶德而招祸害者,恒由于不果断。知其当为也,而不敢为;知其不可不为也,而亦不敢为,诱于名利而丧其是非之心,皆不能果断之咎也。至乃虚炫才学,矫饰德行,以欺世而凌人,则又由其无安于本分之勇,而入此歧途耳。
勇敢之最著者为独立。独立者,自尽其职而不倚赖于人是也。人之立于地也,恃己之足,其立于世也亦然。以己之心思虑之,以己之意志行之,以己之资力营养之,必如是而后为独立,亦必如是而后得谓之人也。夫独立,非离群索居之谓。人之生也,集而为家族,为社会,为国家,乌能不互相扶持,互相挹注,以共图团体之幸福。而要其交互关系之中,自一人之方面言之,各尽其对于团体之责任,不失其为独立也。独立亦非矫情立异之谓。不问其事之曲直利害,而一切拂人之性以为快,是顽冥耳。与夫不问曲直利害,而一切徇人意以为之者奚择焉。唯不存成见,而以其良知为衡,理义所在,虽刍荛之言,犹虚己而纳之,否则虽王公之命令,贤哲之绪论,亦拒之而不惮,是之谓真独立。
独立之要有三:一曰自存;二曰自信;三曰自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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