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念辛亥革命-首重行动
看辛亥革命历史,发现忽略了一个身影:“硬骨头文人”鲁迅。当时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(辛亥革命那年,他才30岁),但是自始至终,他都没有染指革命。
是不是他找不到革命队伍、苦于无法加入?
非也。革命队伍就在他身边,辛亥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日本东京,而鲁迅当时就是中国留日学生一员,加入革命无需翻墙就可实现。甚至鲁迅还受到革命动员,但他最终还是避开了革命党,选择不革命,这是为什么?
提起鲁迅,不能不提他的同窗陈天华,对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来说,陈天华似乎是遥远而生疏的名字,其实他离今天并不远,他的名字在海内外回荡百年,其影响不亚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。
1905年12月8日,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,他在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词震惊了当世。他的死,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大触动,其中就有周树人(鲁迅)。陈天华死时年仅31岁。而鲁迅当时只有25岁,他已在日本留学了三年,在中国的留日生群中,几乎没有鲁迅佩服的人,然而陈天华却令鲁迅汗颜。
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人。
陈天华虽被誉为“革命党之大文豪”,但陈天华不同于一般文人,他不是光说不练,而是大胆践行,实言实行。
在言论上,他锋芒毕露;在行动上,他比日本武士道还武士道——重义轻死,“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”,只要能达到唤醒民族精神的目的,不惜以身相殉。
而鲁迅是个只发表言语的“纯文人”,他不主张行动。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,倾向革命,同情革命者,有反满思想,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,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。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,采取实际行动时,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,担心自己的家人。他在东京听了号召革命的反清演说,就表示了不满。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,说他参加了光复会,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。
在比较陈天华和鲁迅时,也有人认为陈天华是个徒撑“匹夫之勇”的“愤青”,而著作等身的鲁迅才是“理智的人”。然而翻阅陈天华的言论,并不比鲁迅肤浅多少。陈天华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,他只是不想把理性当做胆怯的借口。
“吾无可亡之道,彼能亡我乎?”
——这是面对“日本亡华”的忧虑,陈天华给出的深刻见解。
“与其刻于语言,不如刻于行为。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。”
这句话不是陈天华讲的(三岛由纪夫名言),却成为陈天华的座右铭。
革命的时候,需要硬汉子,不需要空叹的文人。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“才与魂”,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。在这一群体中,年轻人胸怀大志,指点江山,敢作敢为。成为一代风尚。
为什么不选择慢慢启蒙而选择冒死革命?且看陈天华所说:
“国势堕落十丈,比如一炉火,千个人添柴添炭,一个人慢慢运水,那火能打灭吗?兵临境上,你方才讲学问,讲教育,能开通风气,犹如得了急症,打发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。直等到病人的尸首都烂了,买药的人才回来,怎么能救急为今之计,唯有不顾成败,节节打去,得寸是寸,得尺是尺。”
“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,实在无可奈何了,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,接踵继起,断没有自己不肯死,能使人死的……人所不为的,我便当先做,这方算是真读书人。
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,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,从此,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。陈天华的出现,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(大意)。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、而不愿付诸行动。
于是,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,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,出现了周树人(鲁迅)、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。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,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“死刑”,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:“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。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。”
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。陈天华是文人,也是实际的战士。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,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。他们的不同,不是战斗方式不同,而是对死亡的态度。
陈天华认为大家都畏惧死亡,这是无可非议的,人人都有畏惧死亡的天性。但是他主张撞着可死的机会,就一定不要害怕。因为他反对空谈救国,主张知行合一,他说:“夫空谈救国,人多厌闻。”他为自己规划了两条人生道路:“将来自处,惟有两途,其一,则作书报以警世;其二,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。”
陈天华之举,令那些动口不动手的“纯文人”与“职业革命家”,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。文人向来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个尴尬的角色,没他们不行,但有他们却也不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。
自古文人不成事,一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,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,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,无法独立成事。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、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,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,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。对此,革命党人有清醒的认识,与陈天华一道的“刺客”汪精卫就曾说过:
中国革命的时候,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。但日本明治维新,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,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。
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,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。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。他们敢说敢干,不仅造反成了,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。陈天华死后仅6年,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终于被“非传统文人”的革命党人推翻,这不能不说,唯有如是文人才能改变国家命运、提振民族精神。
鲁迅没有参加辛亥革命,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,只是彼时国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学家。辛亥革命前夕,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,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,使之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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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是他找不到革命队伍、苦于无法加入?
非也。革命队伍就在他身边,辛亥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日本东京,而鲁迅当时就是中国留日学生一员,加入革命无需翻墙就可实现。甚至鲁迅还受到革命动员,但他最终还是避开了革命党,选择不革命,这是为什么?
提起鲁迅,不能不提他的同窗陈天华,对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来说,陈天华似乎是遥远而生疏的名字,其实他离今天并不远,他的名字在海内外回荡百年,其影响不亚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。
1905年12月8日,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,他在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词震惊了当世。他的死,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大触动,其中就有周树人(鲁迅)。陈天华死时年仅31岁。而鲁迅当时只有25岁,他已在日本留学了三年,在中国的留日生群中,几乎没有鲁迅佩服的人,然而陈天华却令鲁迅汗颜。
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人。
陈天华虽被誉为“革命党之大文豪”,但陈天华不同于一般文人,他不是光说不练,而是大胆践行,实言实行。
在言论上,他锋芒毕露;在行动上,他比日本武士道还武士道——重义轻死,“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”,只要能达到唤醒民族精神的目的,不惜以身相殉。
而鲁迅是个只发表言语的“纯文人”,他不主张行动。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,倾向革命,同情革命者,有反满思想,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,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。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,采取实际行动时,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,担心自己的家人。他在东京听了号召革命的反清演说,就表示了不满。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,说他参加了光复会,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。
在比较陈天华和鲁迅时,也有人认为陈天华是个徒撑“匹夫之勇”的“愤青”,而著作等身的鲁迅才是“理智的人”。然而翻阅陈天华的言论,并不比鲁迅肤浅多少。陈天华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,他只是不想把理性当做胆怯的借口。
“吾无可亡之道,彼能亡我乎?”
——这是面对“日本亡华”的忧虑,陈天华给出的深刻见解。
“与其刻于语言,不如刻于行为。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。”
这句话不是陈天华讲的(三岛由纪夫名言),却成为陈天华的座右铭。
革命的时候,需要硬汉子,不需要空叹的文人。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“才与魂”,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。在这一群体中,年轻人胸怀大志,指点江山,敢作敢为。成为一代风尚。
为什么不选择慢慢启蒙而选择冒死革命?且看陈天华所说:
“国势堕落十丈,比如一炉火,千个人添柴添炭,一个人慢慢运水,那火能打灭吗?兵临境上,你方才讲学问,讲教育,能开通风气,犹如得了急症,打发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。直等到病人的尸首都烂了,买药的人才回来,怎么能救急为今之计,唯有不顾成败,节节打去,得寸是寸,得尺是尺。”
“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,实在无可奈何了,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,接踵继起,断没有自己不肯死,能使人死的……人所不为的,我便当先做,这方算是真读书人。
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,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,从此,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。陈天华的出现,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(大意)。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、而不愿付诸行动。
于是,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,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,出现了周树人(鲁迅)、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。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,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“死刑”,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:“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。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。”
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。陈天华是文人,也是实际的战士。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,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。他们的不同,不是战斗方式不同,而是对死亡的态度。
陈天华认为大家都畏惧死亡,这是无可非议的,人人都有畏惧死亡的天性。但是他主张撞着可死的机会,就一定不要害怕。因为他反对空谈救国,主张知行合一,他说:“夫空谈救国,人多厌闻。”他为自己规划了两条人生道路:“将来自处,惟有两途,其一,则作书报以警世;其二,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。”
陈天华之举,令那些动口不动手的“纯文人”与“职业革命家”,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。文人向来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个尴尬的角色,没他们不行,但有他们却也不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。
自古文人不成事,一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,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,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,无法独立成事。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、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,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,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。对此,革命党人有清醒的认识,与陈天华一道的“刺客”汪精卫就曾说过:
中国革命的时候,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。但日本明治维新,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,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。
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,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。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。他们敢说敢干,不仅造反成了,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。陈天华死后仅6年,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终于被“非传统文人”的革命党人推翻,这不能不说,唯有如是文人才能改变国家命运、提振民族精神。
鲁迅没有参加辛亥革命,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,只是彼时国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学家。辛亥革命前夕,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,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,使之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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